今年3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声学家、我国现代声学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马大猷度过了95岁寿辰。
“如果在以前，老先生一定会到声学所里过生日，那是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地方。”马大猷学术秘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柯豪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令人遗憾的是，自从2008年患上脑溢血后不慎摔了一跤，马大猷再也没有来过所里，连他毕生为之奉献的声学事业也记不起来了。
马大猷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明昆告诉记者：“马先生90多岁还坚持每周3天在办公室工作，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做实验、写论文，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在程明昆心目中，马大猷不仅是他崇敬的导师，也是所有学生的榜样。
美国声学界的首位中国学者
1936年，马大猷从北京大学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学的是物理学方面的电声学专业。1937年底，在前辈吴有训先生的建议下，马大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物理系学习，成为国际声学权威之一努特森的研究生。
1938年，马大猷发表了他在加州大学学习时的第一篇论文《矩形室内低频简正频率的分布》。这篇论文被推荐在1938年秋天的美国声学学会年会上宣读，引起了强烈反响，马大猷被认为贡献了世界声学史上关于“波动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这篇论文还成了声学中应用简正波理论的基础，也是严格室内声学的基础。后来在哈佛大学，马大猷学习物理系和通信系的课程，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用两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卓越的学术成绩让他在美国声学界渐渐崭露头角，1943年，马大猷还被美国声学会选为会士，成为中国科学家在该学会的第一位会士。
博士毕业后，马大猷第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还是回到战事纷纷的祖国？
在征求国内恩师朱物华的意见后，马大猷毅然选择了归国效力的道路，担任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教授；31岁时又出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学院中最年轻的院长。
柯豪与程明昆谈到马大猷这段历史时告诉记者，一直到老先生80多岁还经常被问起回国时的心情，即使遭遇过许多不公待遇，但马大猷从来都没后悔自己回国的选择。
“科学救国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心里，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服务。”柯豪说。
发展中国声学事业是毕生目标
“发展中国的声学事业，是我的恩师为我指出的专业方向，也是我愿意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马大猷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句话。
回国后，马大猷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的现代声学建立起来。1956年，全国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马大猷建议：中国应当开展声学研究。后来关于声学部分的发展规划意见正是由他起草。同年，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成立，孟昭英、马大猷和陈芳允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计划成立无线电、电子学和声学等3个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设立声学研究室。
“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马大猷在声学研究领域里，总是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课题，使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程明昆介绍。
为迎接1959年国庆，北京兴建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音质问题交给马大猷负责。他立即组织北京高校、建筑和广播系统中的声学专家进行研究，开展了设计和试验。为做好人民大会堂音质设计工作，马大猷领导设计和建造了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包括混响室、隔声实验室、消声室、水声实验水池以及高声强实验室。
最终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也促进了我国建筑声学的发展。目前我国建筑声学领域里的老专家，大都是那时培养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马大猷的指导下，我国又开展了语言声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此后，他又组织开展了高声强声疲劳、环境声学、气流噪声、有源噪声控制等研究工作。到90年代中期，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方向，开展大振幅驻波的非线性研究，通过这些工作，我国的声学研究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马大猷尤其注重人才培养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1956年马大猷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3名学生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语言声学、噪声震动和理论声学。“他希望通过培养不同方向的学生将声学研究工作铺开，最终能培养声学各方面的学者。”程明昆说。
遗憾的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干扰，培训工作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马大猷建议筹建电子学系，内设声学专业，并亲自教授全校普通物理课多年。
关怀在点滴
从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至今，程明昆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马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风度翩翩、学识渊博而又不苟言笑的学者。”
“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鼓励我们独立思考，要求我们注重创新。”1963年，程明昆考上了马大猷的研究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程明昆有幸成为研究所派往美国的访问学者之一，由于对美国声学界并不熟悉，学校选择成了程明昆一块心病。
1980年，恰逢马大猷与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等人组成代表团去参加美国物理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他便借机帮程明昆联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机械系，而且是去读研究生。遗憾的是，最终MIT没去成，马大猷又帮他联系了去普渡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的间隙前往探望和鼓励他。
程明昆告诉记者，马大猷每年只招一两个研究生，“少而精”能让他更深入、细致地辅导和关心学生，而他对学生的严厉也是有目共睹，学生六七年不能毕业是常有的事，“他对我们充满了期望，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始终关心国家的科学发展
“马老虽已高龄，但仍然关心国家的科技事业，令人感佩。他关于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的观点和论述很有见地，所提建议也很中肯，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导和源泉。我赞成马老提出的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
2005年，马大猷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寄去他所撰写的《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和《推广基础研究》两篇文章，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
90多岁的马大猷不仅仍在科研第一线战斗，当前我国科技界呈现出的浮躁情绪也逐渐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担忧。
“马老连续给温总理写了6封信，都是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问题的思考。”柯豪告诉记者。
作为马大猷的学术秘书，柯豪分门别类地保存着马大猷所有的文件资料。记者在一本标注了“科学·教育”的文件夹里发现了马大猷撰写的关于探讨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基础研究等文章多达40余篇，如《中国科学技术如何推向前进——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等几方面谈起》、《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点思考》等等。这些文章都是马大猷耄耋之年写就的。
2005年，马大猷发表的《中国科技十年赶上日本》一文更是引起广泛关注。文章论述了基础研究对提高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与美国、日本的差距，并提出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具体建议，包括体制改革、竞争机制完善、研究氛围和鼓励科研人员勇于创新的具体措施等。
柯豪告诉记者，马大猷从事科研工作60余年，深切感受到基础研究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大猷看来：“加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真正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创造新的生产知识才是根本。”即使在病榻上，他仍没有停止思考，仍在坚持工作。
对于毕生的研究成果，马大猷有一个心愿，等他百年后，家里所有的书都捐给声学所，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交给声学所留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