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理查德·费曼口述的《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译者在序言中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促使我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他们说道：
“这不是一本关于天才的书，连同前一册《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是一本关于真实的书——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好奇、真实的为学，真实的做人：只不过拥有这些的正巧是个天才，一个由真实而得的天才。
在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人文，有技术，却偏偏没有科学。有技术的原因是我们有技术的精神——把任何东西变成实用；没有科学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科学精神——由天真的好奇出发的寻根究底，探求真实原本。
中华民族是最信奉实用主义的，而且常常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它浸透了我们文化的每一根经纬度：从孔子的实用主义理论，到走了原样的实用主义佛教，到精粹专集的实用主义政治学《资治通鉴》。我们历史上的成功在于实用主义，而近代与现代的失败也在于此。因为没有求真的指南，实用主义的强大蒸汽机便把整列火车推向了不明方向的去路。
费曼的故事有的生动幽默，有的深情感人。但是它们背后的含义却都很有份量。或许，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也是我们所急需和必须的。”
我觉得他们说的中肯而不失力度，一语言中中国科学乃至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追求经世致用，却并不关心真理。或者说，中国人心目中的真理仅仅是一种处世方法，能够让自身生活的更加充裕，舒适。中国人不关注那些大而空泛，形而上学的问题，诸如宇宙的演变，生命的起源。中国人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并不过分在乎历史的真相；中国人发展航空航天技术是为了强我国防，保卫家园，而并不迫切想利用这些技术探索未知领域。
辜鸿铭先生说，中国人的精神，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温驯顺服。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人缺乏批判精神，反抗精神呢？自古以来，我们习惯于接受一个人的统治，这个人是皇权；我们习惯于服从一种声音的支配，这种声音叫专制，为了生存安全，我们宁可放弃自由，甚至渴望平庸。中国人向来害怕成为少数派，不敢标新立异，因为少数派很难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社会舆论的理解支持。记得大学时，每次作业，大家都要互相参考，充分讨论，防止和大多数人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最后的作业都是一个版本衍生出来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蔓延，那就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总是安全的，起码不至于太糟糕。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绝对是缺乏独立精神的中国人的创造。
有时，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现在中国四处捐钱，做好事却鲜有朋友？中国人留给别人的印象是狡诈，涣散，没有骨气，并且一直难有改变？其实，根本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上没有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我们的国家倒在这点上成了少数派，变得异乎寻常的独立了。我们动辄显摆自己开放的姿态，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开放的胸怀。
最近，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之余，关于大学精神，校庆本质的讨论也尤为热烈，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批评。听到批评，主流阵地就不干了，就拿出清华的辉煌历史和显赫功绩回应，还有甚者纠出批评者的不堪往事嘲讽一番。我觉得，这是最有辱大学精神的，批评之声无论对错，出发点是好是坏，我们若能包容，总能把它转化为对未来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反思式的庆典正如阴雨天的烟火，不也别具特色吗。好吧，不这样做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总得允许有人这样提议吧。大学是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直接输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下大学精神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民精神。大学之大，应该是大公民之大，而不是泱泱大国之大。如果说比之早前大学精神确有缺失，我觉得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是治学精神。没有治学精神，大学便没有真正的输出，一切都是引进，拿来，消化的好，是大杂烩，消化不好，就成了垃圾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的输出精神财富，大学从不隶属于哪个主义，评判大学好坏的标准是其创造力和引领风范。纵观世界，优秀大学的办学策略并无一定之规，但其办学宗旨却有相似之处，这些优秀的大学必脱离主义的束缚，政治的干扰，方能真正优秀起来。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说：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所以，大学从不应该为一党一派服务，而应该始终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财富，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精神气质，很难有真学问，也不会有引领时代进步的勇气。然而很遗憾的是，纵观当代中国大学的校训校风，能够彰显这种胸怀的几乎绝迹。即便是这样的现状，依然会有大批捍卫者、鼓吹者和追随者，他们出于利益、无知和怯懦，这是最不令人奇怪的事。时至今日，王国维纪念碑文读来仍令人振聋发聩：“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世界注定是要更加多元化的，未来也必将是一个大公民的时代。治学精神就是一种倡导思想多元化的精神，有人捍卫无知，就必须有人勇敢质疑。我们曾经过度狭隘的理解并实践了实用主义，导致我们偏执的给和谐号提速，却忘记了文明号，冷落了进步号。然而，实用主义最最核心的东西恰恰是变通，没有理由表明我们就当如此，别无他途。倘若我们也要输出有影响力技术、学说、制度、思想，我们就要修炼内功，欲修炼内功，须从重拾大学之治学精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