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大猷先生以92岁的高龄，不仅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一线，为我国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持续不断的贡献，而且时时关心国计民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和建议，内容涉及科技发展、人才培养、学术环境、能源战略等诸多方面，并屡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马先生的新论从和谐的理念、基础研究、人民生活、改革开放、法治社会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条件”，论述有据，说理明白，发人深省。希望全所同志在学习此文，关心国家与社会发展大局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先生老有所为，老有所思，勤于思考，乐于奉献的精神，共同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我国春秋战国经过长期战乱，后期就有了和谐的思想。《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奉行大公无私的价值观，选举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的，整个社会讲求诚信与和睦，人人各得其所，没有无谓的争斗。这不正是和谐吗？这不就是人们企盼的世界大同吗？
　　

　  现在，全球人口60多亿、民族2000多个、宗教几百种，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和见解，非常复杂，矛盾、争吵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就是现在，虽然60年来没有大战，但小战不断。中东几十年来由于以色列问题战乱不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几乎都已被卷入纷争；几个大国大规模插手，使局势更为复杂。在这种局面下建设和谐世界的问题，恐怕要作长期打算。
　　

　  建立和谐世界，首先在国家。几个倾向于和谐的国家领导，在国内推动和谐，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和谐关系，可以形成初步的和谐区域。1992年成立的欧盟就是这样的区域。他们经过共同努力，已成立统一的议会和不少经济组织，虽只是局部的初步融合，却很值得注意。现在，南亚、南美等都有类似的融合努力。总的说来，和谐符合人们的要求，假以时日，总会逐渐形成若干和谐区域，最后将组成和谐世界。
　　

　  “和”是中华民族的本色。古人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和”的实质是恰到好处，这一直是我们民族思想的根本。从唐朝提“儒、释、道”直到民国，三教信众都在户籍上注明，兼容并蓄，从无争执。几千年来，中国共有15个朝代(包括民国)，战乱不少但最后总是归于和平统一，并且很多成为一时盛世。现在提出和谐国家，是很自然的事。
　　

　  社会和谐，首先需要满足和谐的基本条件。法国人的理想是自由、民主、博爱，孙中山的理想是民族、民权、民生。在民国时代，由于军阀混战、政治腐化，社会比较混乱，但自由民主的思想已比较深入人心，任何做皇帝、搞独裁的企图都很快破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赢得全国人民拥护，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公布了共同纲领，到1953年，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虽然国家积贫积弱，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生活蒸蒸日上。可惜只实行了几年，1957年“急速进入社会主义”，法治就夭折了。随后左倾措施不断出现，公民权利随之消失，到“文革”时达到极点，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经济几乎崩溃。直到1977年，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复出，组织批判了“凡是派”，主导了教育科学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人大通过了新《宪法》，并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政策，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才调动了广大人民投身建设的极大热情。
　　

　  十几年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矛盾。比如贫富差距加大，教育、医疗费用猛增；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人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煤矿、工厂事故不断，因事故死亡的人数常被隐瞒。这些现象导致不少人士深以为忧，怀疑改革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市场经济是否推行了私有化、自由化。这些怀疑显然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是改革的缺点，而是它的不足。过去的改革只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只限于中低水平，忽略了提高和其他的重大问题。高级、重大设备靠引进和抄袭，重要研究工作只有跟随和诠释，这是问题和矛盾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够，高级科学技术没有相应发展。发展科学技术需要科学知识，而基础研究是新科学技术知识的源泉，这正是我们最紧迫的需要。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中国科技十年赶上日本》(《科学时报》2005年10月11日A4版)，这个观点毫无夸张，完全是有根据的。
　　

　  以日本为例，1945年战败投降，战争中遭受极大破坏，战后还要赔偿，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比我国还要困难。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于是规定大学教授必须做科学研究工作，不准创收，经费由国家负担，产品要精益求精。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的还只是低档廉价商品，1980年左右就基本达到国际水平，以后不少重要商品逐渐超过美国，科学水平也大为提高，到2003年已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时间、科学发展需要积累，不可能要求短期生效。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在19世纪末才注意科学研究，到1941年就有能力赴欧洲参战，并成为打败希特勒的主力。美国1950年以前得到诺贝尔奖的只20多人，到2003年已达到274人，占全世界的70%，科学、经济均达世界顶峰。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过去虽然条件有限，但有基础研究的传统，即使现在，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员也都有相当水平，少数人并未丢下基础研究工作。虽然我国现在科学水平尚低，但给予提高水平的条件，发展应该比美日更快，10年赶上日本的科学水平完全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和支持基础研究工作，假以时日，我们必将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
　　

　  社会和谐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需要的主要不是经费，因为理论研究所需经费有限。基础研究真正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研究人员必须自己想出问题的关键，才能顺利加以解决。因此，基础研究必须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想象力、创造力，保证他不受任何干扰，也就是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或按我国的提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里既没有左，也没有右的问题。为了发展科学技术，保证我国科技和经济大国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实行这一方针政策呢?这也不是难得不得了的问题。激光照排发明人王选提出的要求不过是“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如此而已。
　　

　  除了科学技术，建立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还有人民生活问题。我国农村现在还有赤贫人口2900万、低收入人口5600万，共计8500万人(2005年)，占农村人口的1/10。城镇低收入和失业人口也还有不少，所以说不上和谐。同时，我国产品出口国外时常和当地产品有矛盾、引起争执，这也是不和谐的因素，需要努力克服。现在，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只能保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这很不够。社会和谐要求合理，最低工资应在此基础上适当增高，以此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对失业者或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则应给予职业培训、教育提高以及合理失业救济。应该鼓励并优待小型工商业、私营企业、地方传统工艺等多种经营，使人人能够自给。街上有些摊贩，是自寻职业，应该鼓励，适当管理，不应排斥。所需一切经费应由中央政府负担，这些钱并不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同时还能增加我国内需，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学术自由和合理最低工资，三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另外，现在社会上不礼貌、不诚信的现象很多，如不讲卫生、在公共场所喧哗、说脏话等，都是不文明的表现，为文明世界所不齿。事实上，礼貌、诚信等不是天生的，而是学来的。国家有责任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多下功夫，这是文明国家所必需。
　　

　  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宪法和法律是法治国家的根本；真正的社会和谐需要人人遵守宪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祛除特权现象。
　　

　  在亚洲，许多国家关系良好，中国首先走上和谐的道路号召力很大，组成区域性和谐比较容易，并可进一步对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全文完） 

马大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物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时年40岁。 

　  主要从事物理声学、建筑声学的研究，所提出的简洁的简正波计算公式和房间混响的新分析方法已成为当代建筑声学发展的新里程碑，并已广泛应用。20世纪50年代领导设计建造了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提出了语音统计分析分布的新理论，成功地领导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并在吸声结构、喷注噪声及其理论和应用、环境科学、非线性声学等多方面提出重要理论。